教育就是要激发受教育者强大的自信|专访港中
作者:admin    发布于:2024-02-09 06:38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定,传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大学。

  徐扬生,中国空间机器人与智能控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从2013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

  吴小莉:你提到在未来有两条路,一个是机器人会越来越像人类,另一个是人类会越来越像机器人?

  徐扬生: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要理解它,尤其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

  徐扬生: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训练。比如每个星期都有人在台上讲话,训练表达能力,如果说他是学习经济管理的,了解很多金融专业知识,那他可以创新什么,他要和大家去讲这些。怎么说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称之为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怎么做人、怎么办事、怎么说话。恰恰这三件事情学校是不教的,所以学生们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吴小莉:这就和以往大家对大学的理解不一样,大家觉得考进大学,学一技之长,然后出社会能够找得到有关的工作,但是你说的学做人、学做事,感觉都是待人处世,这好像不是一个硬科学?

  徐扬生: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学校的理念就是要培养人,不是培养专家。培养专家的学校有很多,培养做电工、做机械工的都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匠的工作,而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培养人。世界是变化的,你不知道这些孩子20年以后去做什么工作,你去问任何一个在社会上工作的人,问他们如今做的工作和大学时候学的一样么?十有八九告诉你,我大学不是学这个的。那既然如此,在大学期间我们为什么不教学生们怎样好好做人?人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才是根本的东西。

  吴小莉:你的这种全面培养学生的教育体系在港中大(深圳)是怎么体现的?已经开始实践了吗?

  徐扬生:是的,我们已经实践十年了,并且实践的经验我们也有统计数据。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方案,比如书院制度,当学生入学后,每个学生根据所学的专业分到不同的学院之后,同时还会再分一个书院。比如逸夫书院等等,在书院里面各个专业的学生,文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的学生都是混在一起的。

  徐扬生:这就是“跨学科”的,因为社会是“跨学科”的,比如我是学化学的,但可能毕业以后我想创办个公司,需要找投资,应该去哪里找投资呢?我就想到我宿舍里面就有个人是搞投资、搞金融的,而且跨学科是增强学生想象力非常重要的基础。

  徐扬生:有。比如说有的书院特别重视体育,学生们会经常搞比赛;有的书院非常重视中国文化,比如刺绣、诗词、弹琵琶这种。学校是要有文化的,但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就不叫文化了。除了书院制度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就是通识教育,在我们学校学习的4年里,每个学生都要学习通识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

  徐扬生:比如要去读世界各种文明的书,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孔子、列子、庄子、《心经》、《古兰经》等等都要读,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世界的文明在哪里,了解科学思维是怎么样的,培养独立思辨能力,这是创新的基础。

  徐扬生:要学。我们民族是基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不太重视科学思维和精神,比较重视传承。当然传承对创新也很重要的,但是传承只是一步,我们还要做更高的一步,不能老想着别人做了什么,我也要做什么。目前国内的科学工作者,他老是看美国是怎么做的,日本是怎么做的,这叫做“跟随者”,所以我们培养的是“领导者”,不能只是培养好的“跟随者”。

  吴小莉:对,但是我们要提供机会,让学生在大学青春年华的这4年里,能够有更多机会去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徐扬生:这非常重要。据我自己的观察和研究,高中后期的1-2年和大学的4年,这个人的人生基本上就定了,他的格局、胸襟、能够走到的范围,基本上在这6年中就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的教育非常重要。

  吴小莉:我知道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只给教授们发9个月的工资,这是为什么呢?

  徐扬生:国内大多数的大学都是政府公办大学,政府当然要对社会负责,但是我们发现美国发展最好的几个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它们直接跟社会打交道,所以一定要把教授们推出去跟社会接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学不和社会互动的话,是成长不起来的。

  徐扬生:有的,有一些人是不喜欢这种制度的,他们原来是“铁饭碗”,有12个月工资,在这里只给9个月工资,那还不如到别的大学去,这种情况当然有了。但是大多数老师很喜欢这个制度,因为他可能会有更大的收益,并且他与社会联系很紧密,可以帮助他做研究,但有些人是选择不要收入,希望利用这三个月到想去的地方走一走。

  徐扬生:是的,那边也可以有收入,其实是更自由了,要按人性的做法管理学校。

  吴小莉:所以其实你是在给一片土壤,让他们能够自己生根发芽?这片土壤只要足够肥沃,人才流动对你来说一点都不是个事。

  徐扬生:对,所有东西都是流动的,比如说我吸引一批人才来,来了以后要是我不允许你离开,人家就不敢来了。

  吴小莉:其实大学跟企业很像,年轻人进了企业,除了在意薪资是否能养活自己之外,我跟的人能不能让我成长也很重要,我做的项目是不是让我觉得有贡献?整个团队的氛围好不好?这些都是他们在意的。

  徐扬生: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大学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我常讲学生是第一位的,一开始很多人不接受,到两三年以后还有很多人不接受,包括老师也不接受。

  徐扬生:他们觉得自己是第一的,但是我认为,学生是第一的,老师是第二的,校长是第三的,校长就是给老师搬搬凳子,把好的老师都请来,这就是校长的职责。

  1997年,香港回归,在美国已学习工作10余年的徐扬生,离任卡耐基梅隆大学空间机器人实验室主任,回到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系主任。

  徐扬生:那个时候香港刚刚要回归,他们都是往外面走,我是往这边过来,当时我的亲戚、朋友都说我疯了,但我还是蛮喜欢的。

  徐扬生: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工学院院长到了我们卡耐基梅隆大学来,和我聊了以后我很高兴的。1992年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对香港的印象很好,我觉得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就像是最接近中国的世界,同时也是最接近世界的中国,再加上回归开始了,香港已经离开祖国怀抱近百年,那回归以后会产生怎么样的反应?我对此蛮有兴趣的。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想的是中国内地太大了,会把香港给吞掉,我说还不一定,也可能香港是杠杆里面的那个支点,把内地给撬起来呢?

  吴小莉:当时让你选择从美国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你的研究怎么办?很多人说科学研究其实是需要一个氛围。

  徐扬生:科学研究要氛围是对的,但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人,最重要的人是谁?是你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能够把团队带出来,之后就是源源不断的人就出来了。我们老在说环境影响人,那这个环境是什么?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为什么你把自己从环境中抹去了呢?老是想着需要一个氛围好的环境,需要多少资金,谁来帮我?

  徐扬生:当时这里全都是一片荒芜的草地,草比我还高,龙岗当时属于深圳的关外,这个地方周边都是城中村,但有很多年轻人,整个深圳当时有一种27、28岁蓬勃向上,兴旺发达的感觉。

  徐扬生:我当时是做了研究的,看了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访问了大概二十几个大学、十几个研究所,我发现有一点很奇怪,经济角度上讲这三个地方三足鼎立,但是科技上很不一样。在北京的研究院、研究所有两百五十几个,上海有六十几个,而在这里深圳当时是零,就算把广州算进来,当时也只是七个,这个是不相称的。大学分布就更加不平衡了,北京当时有37个比较好的大学,上海好像有18个,而深圳当时只有一所大学,深圳大学。我当时就跟政府提出来,后继发展需要搞科技、搞教育,当时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到这里来,所以我们到深圳来办学是“雪中送炭”。

  吴小莉:像美国来说,很多大学它带动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比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所在的美国波士顿市,还有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它不但是成为了一个大学城,它还成为了一个经济发展引擎。您觉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有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龙岗的经济发动引擎?

  徐扬生:这是肯定的,一个大学其实是这个地方的发展灵魂。我观察过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的发展都是这样子。所以大学的辐射面是非常广的,不仅是科学技术,还有文化、人才、子女的教育、医疗……所有都会进步的。龙岗这十年的发展非常大,几乎是每个星期都在变化,这个发展跟大学是有关系的,可能一开始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在接下来的时间影响力会非常非常大。

  徐扬生:我今年的题目写了个“顺天应时”,我们应该要顺着潮流,顺着时代的脉搏,但是同时你要有信心、要有勇气、不要害怕。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我们都是在想如何做选择,我常讲,世界上重要事情出现的时候,常常是没有选择的,人生可选择的东西其实是不多的,那就有勇气地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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