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黄山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毕业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访问学者。黄山首绘创始人，光华设计基金会设计教育专项基金秘书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科技设计分会名誉副理事长、教育部职院艺术设计教指委产品设计专委会“1+X”证书工作组副组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家、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专家库专家。曾获（2016）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安徽省（2018）第三届突出贡献人才奖提名。

　　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与设计创新。作为工业设计行业，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以疫情后有可能出现的国家战略及社会认知变化为契机，在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的土壤上，以设计创新为“投名状”，真正进入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主战场。梁军认为，四十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设计人的心头——什么是“中国设计”？在“后疫情时代”，寻找这个答案的思路应该会更清晰。

　　梁军：相比2003年的非典，新冠疫情的波及范围更广，冲击程度更深，持续时间也更长。如果说非典是历史与自然对人类的一次月考，那新冠疫情可能就是一次升学大考。往远说，是人类几千年来所建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21世纪的一次大测试；往近说，是自二战结束起，历经民族独立运动、冷战、经济全球化等历史进程后，对各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建设成果的一次检验。疫情中，我们不但见证了这段历史，更见证了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在考试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而且，还将见证成功“升学”后，在“后疫情时代”更多可期的成就。

　　从社会影响来看，如果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疫情之前还处在学习与建设阶段的话，那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四个自信”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自信。

　　从个人影响来看，在全民参与的抗疫过程中，我相信每一个“向上”和“向善”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起码，我作为一个艺术类背景的设计专业一线教师，在疫情后更加深刻感受到，个人的发展除了努力与命运的眷顾，离不开国家的发展与时代际遇。

　　梁军：“后疫情时代”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肯定要有变化，也应该有变化。至于如何变化，我们可能需要先思考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与认知变化，再来反推行业应该如何拥抱这种变化。

　　从共时性来看，中国能率先迅速遏制疫情并恢复生产与生活秩序，除体制与文化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制造业。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不管是抗击新冠疫情，还是自身复工复产，甚至是对外国际援助，这个齐全的工业体系都是我们战胜危机的基石。在经历了多年的虚拟经济、金融资本的“狂欢”后，我们发现，制造业才是保障国家稳健、民生稳定，并能从容面对重大危机的压舱石。否则，即便是虚拟经济、金融资本发达如美国，在实体经济过于空心化后，面对危机时不但无法护国、救民，反而会因为金融资本的无限贪婪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反噬，对危机雪上加霜。而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与设计创新。作为工业设计行业，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以疫情后有可能出现的国家战略及社会认知变化为契机，在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的土壤上，以设计创新为“投名状”，真正进入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主战场。

　　从历时性来看，自改革开放之初，以柳冠中先生、张福昌先生为代表的第一批“探路者”，先后赴德、日留学，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拓荒者”与“布道者”，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及设计教育基础。此后，一批批设计师走出了国门，问道、求学、从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设计力量后，再陆续归国返哺中国设计；一大批根植于中国本土的设计力量，在思考中国设计的生根、成长；一大批优秀的设计教师，在探索中培育着未来的设计力量。但这四十年来，可能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设计人的心头——什么是“中国设计”？在“后疫情时代”，寻找这个答案的思路应该会更清晰。

　　面对疫情的全球肆虐，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优势已经得到检验。设计行业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可能真正要想、要做的是，如何根植于这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已有优势与制造业的土壤，尤其是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差异中寻找自身的真正价值，再通过不同的商品或文化承载着这些价值走向全球，从而缩小差距，甚至形成超越。如果一味还只看差距，不思考差异，会更容易迷失，就像列宁的第三国际弹不出旧中国的苦难一样，再多的国际大师、国际大奖，也同样奏不出中国设计真正的凯歌。此外，纵观工业发展史，工业1.0时代我们在历史中缺席；工业2.0时代我们在经历战争战乱，工业3.0时代我们抓住了尾巴；工业4.0加后疫情时代，是我们最可能抓住并反超的机遇。往大了说，这是行业的历史责任；往小了说，这也是个人的发展机遇。

　　梁军：这是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文创产品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商品，需求上相对非刚需，销售上相对小众化，技术上相对低科技，消费上更是非高频，导致文创行业这些年先天发育不足，不少文创产业从业者也自嘲“虽然爱得深，但文创是个坑”。近几年，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行业组织、社会与消费者，包括资本，都开始逐渐关注与重视。设计有赏网曾对2019年中国的工业设计类大赛进行过一个统计，文化创意类比赛以总计2942万奖金、458组高居榜首，排名第二的箱包服饰类仅为731万奖金及77组，这是一个风向。我有一个不太严谨的看法：当哪个设计领域赛事密集时，也是这个领域在试水、探索，有可能要破壳而出的时候。而刚好在这样一个关口，突然从天而降新冠病毒这样一只“黑天鹅”，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不言而喻。

　　危机，往往也是危险的机遇，在以交换为本质的商业面前，再深的爱也是无力的，疫情会对先天不足的文创产业带来更残酷的优胜劣汰与行业洗牌，也会倒逼空有情怀、徒有手艺的企业更加清醒地认识商业与文创的本质。在后疫情时代，企业、市场、消费都进入商业的深水区“裸泳”后，设计的商业价值有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聚焦与彰显，文创产品设计从业者要积极做好应对这种变化的准备。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谈到，“文创产品，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人们生活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另一方面要深入地挖掘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提炼出来，和人们的生活对接，人们才会喜欢。”就设计本身来说，如何在“裸泳”中以产品为载体，借助文化这一手段，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方案”，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价值”，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根本问题，也是文创产业能真正破壳而出的关键。

　　梁军：工业设计教育的变化我不敢去断言，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疫情后我想更好地去融入爱国与历 史观教育。

　　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恰恰是现在很大程度上所缺乏的，而这种缺乏是导致学生丧失学习动力、缺失行业使命、迷失长远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代的大学生所拥有的知识渠道与专业环境比我们上学时要好得多，在经历国家的快速发展及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后，他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与身份认同也比我们那时候要强。如何将这一代学生的爱国与历史观教育同专业学习、职业发展相统一，引导他们真正能“扎下根、静下心、受得罪、扛得事”，以避免盲目的“自嗨、自负、自恋、自狂”，可能是教师的新课题，也是职责。否则，我们培养出来的设计人才，在未来面对更大的社会压力与诱惑中，既容易陷入个人的职业迷茫，也会影响设计行业的发展，甚至影响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进 而导致多输的局面。

　　一个时代的发展，终究是要靠人的，如果这个时代本该热血的青年都陷入“直播带货、快递外卖、选秀造星、教人发财”的虚幻世界，未来怎么办？一个行业的发展同样要靠人，如果这个时代的优秀设计人才都进入互联网、房地产等“快进快出”的金融资本领域，谁来为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提供设计创新的智力支撑？真正关系到基础与根本，向下能反哺农业、向上要支撑商业的产业资本和制造实体，又何去何从？

　　今天全球竞争的本质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生存发展竞争，为什么我们国家要这么辛苦的建立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因为我们只能靠自己，因为制造业是否强大，对于经济、税收、就业直至强国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少掐喉咙。“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要求工信部将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作为推动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落实，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十三部委共同印发《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这也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在定位工业设计的价值、推动工业设计的发展。很多学生问我专业的未来，我说国家的这些要求就是工业设计的未来，也是我们的未来。不是说互联网、房地产不重要，而是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工业设计人去做。如前面所谈到的，中国工业设计在差异发展中缩小差距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我们手上，能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进程中施展抱负、开拓事业，就是最好的专业与爱国、职业发展相统一，也将会是最长远、最有生命力的自我价值实现。

　　梁军：这是2020年从相关主管部门到社会再到资本，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各方不自觉在互联网上合力形成的一个“伪命题”。相关主管部门在去年基于疫情对教学手段进行探索与调整，以保障稳定与工作的有序推进；社会基于安全、经济、便捷等原因，对线上教育进一步接受；资本，则是基于利益，想以疫情为契机，收割自2003年非典后还未完全占领的教育阵地。

　　线上还是线下只是“术”，能不能取代，哪些可以取代，哪些无法取代，还得看教育的“道”。教育行业的产品、需求对象、交换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管理模式都有自己的独特属性，这种属性只围绕一个核心载体——人。产品来源于人（教师）的知识体系输出，需求来源于人（学生）的知识需要，交换方式是师生间各种形式的互动、交流、碰撞与发酵。而管理模式，则是在教与学过程中，师生间沟通、协调及问题解决的制度与手段保障。

　　在线上教育的“趋势说、风口说、取代说”爬满互联网时，教育工作者不能固步自封，但也不能人云亦云。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只是实施教学过程，达到教学目的的工具。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在多了一条可选择的路径后，哪些知识体系的输出适合线上，哪些适合线下。如理论、观念、通识性课程，通过线上是不是教学更便捷、传播更广泛；而技能、实践、实操性课程，我个人认为起码以现阶段的线上教育技术，还无法取代。去年，曾和一个线上教育平台的投资人开玩笑说，“如果哪天蓝翔技校能将挖掘机技术搬到线上了，再来谈所谓取代”。 另外，也真的想和资本说一句，这些年你们占领的领域已经够多了，高抬贵手，不要再把教育这个“人与人之间播撒与收获知识、情感的最后阵地”，变成赤裸裸的商业利益收割场。

　　梁军：差异肯定存在，这种差异首先得按课程类型来分析，同时要看到影响，更需要思考对策，不能一概而论。

　　真正优质的理论、观念、通识性课程，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被“束之高阁”。不管是在偏远地区还是在一线城市，学生都能通过线上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更好的教学结果。而这种变化，反过来也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学生在线上学习完王受之老师讲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可能会对线下的课程提出更高的要求，反促教师能力的提升，从而影响教学结果的长远变化。

　　而技能、实践、实操性课程，在线上教育的技术还无法完全做到无障碍互动、交流、辅导及监督时，教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在迫不得已要进行线上授课时，会对教师的讲授内容、教学管理与辅导形式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以弥补这种影响。如：讲授示范时，可提前将实操中常出现的问题进行反复重点强调；教学管理中，可通过互动、提问、点名等形式进行更好的管理与监督；随堂辅导时，个别性问题可通过语音与视频连线辅导，普遍性问题则可通过教程录制解决。

　　梁军：什么算“新文创产品”不好定义，会不会诞生更不好预判，但应该要整体往更“新”的方向走。以文创产品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商品为例，在疫情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都该去探索营销模式的“新”、产品定义的“新”、行业土壤的“新”。

　　首先，通过营销模式的新，先活下去。去年旅游业受到的不仅仅是冲击，而是腰斩式的重创。按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统计结果来看，2020年国内旅游28.79亿人次，同比下降52.1%；旅游收入2.23万亿，同比下降55.7%。旅游商品本身就普遍存在创新成本大、价格定位高、购买受众小等问题，在疫情的冲击下，更是举步维艰。要改变在景区或门店里的“阵地战”模式，在线上与线下同时主动出击，先消化已有库存，再探索新品类。线上，可以选择合适的品类与虚拟旅游平台、旅游门户网站合作，或通过直播等形式销售。线下，可以积极往相对刚需的旅游场景中渗透，如与酒店、饭店、旅行社、景区管理单位、服务区建立共赢关系。要“动”起来，在“运动战”中突围求生。同时，为市场的回暖积累新渠道，为新品类的拓展积淀新认知。

　　其次，是产品定义的新。在疫情之前，以及未来可期的市场回暖，旅游商品并不缺市场，而是缺好产品。旅游商品市场的产品类型，普遍存在“看不上、买不起、带不走、送不出手”的情况。如何挖掘好旅游商品的地域化、场景化、体验化特征，并结合社会需求与商业需求，开发出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方案“的产品，才是破壳的关键所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行业土壤的新。我国的旅游商品行业一直发展缓慢，在旅游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一直不高。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黄山市为例，2019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7402.2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59.45亿元，而旅游商品的占比，多年以来一直在20%左右徘徊。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2005年，这一比例在旅游业发达国家与地区就高达40%-60%。疫情之后，更该痛定思痛，探究原因何在。否则，再面对一次危机，可能就只能坐以待毙了。近些年，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行业不可谓不努力，设计创新人才、制造企业、供应链、销售渠道、资本、物流等可调配的配套资源不可谓不完善，但以千万计的线下流量为什么白白流走？按个人的观察与总结，其根本原因是行业土壤和协作模式的问题。举个例子，2018年故宫口号火爆全网时，有国内相关管理部门和国企与我交流，有没有办法打造出同样的爆款。我直言，故宫拥有如此强大的IP，有相对更成熟的商业模式与营销模式，能出爆款是必然，不出才不正常。反之，当这些基本要素都不具备时，能出才不正常。究其原因，在于相关主管部门、国企、私企的定位不清，没有分工，反而在越位，更直接一点评价就是相互夺食，再深层次原因就是急功近利。主管部门的主要作用在于扶持与引导行业的发展，并解决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跨部门协作、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协调等；国企的主要作用在于，代表主管部门以商业手段打造IP、建设渠道、构建平台，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智库资源形成合力，并不断优胜劣汰出优质资源进行再整合；私企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避免孤军作战，在主管部门与国企的建设基础上，通过具体产品在市场中厮杀，并不断自我优化与推陈出新。在构建好一个“政府扶持、国企搭台、私企唱戏”的行业土壤后，可能才能真正建设好一个健康、有序、共赢的旅游商品行业新生态。

　　梁军：肯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疫情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工业设计自然也逃不开。对于工业设计来说，更该重点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例如：更有效的个人卫生防护，更贴心的个人健康管理，更温暖的居家生活体验，更安全的公共环境管控，更便捷的远程协作办公，更完善的线上教学互动等。这些消费需求的变化，会给工业设计的产、学、研都带来新的机会。

　　同时，也会为工业设计行业带新的挑战。在疫情之中，浪尖设计发布的《新冠病毒疫情下中国工业设计产业洞察》曾分析出十大挑战。这些挑战中，资金流转受阻、业务需求量的整体缩水、需求的剧烈变动、人力资源的消极变动等，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长期影响行业的发展，需要企业在风险评估、客户管理、战略规划、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梁军：设计表达只是工具，无论是手绘表达还是软件表达。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我经常拿设计师与作家进行类比，来解释设计表达与工业设计的关系。

　　作为一个作家，要能提笔写字，字还要写得不算丑，不仅自己能看懂，还能让别人看懂，而且光会写字还不行，还要会使用Word打字，甚至是Pagemaker排版。但会写字、打字，并不能说明你就是作家，还要知道如何去写文章，写什么文章，为谁写文章。文章写出来后还要懂得如何出版，出版后还要畅销。这样，才能称得上一个好的作家。

　　对于工业设计师来说，手绘表达就如同作家写字，软件表达就如同作家打字，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最基本的技能。今天，手绘的主要作用在于记录、推敲、沟通设计构想，软件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整、完善、仿真表达设计方案，并与生产制造对接。但会手绘与软件，绝不能说明你就是设计师。还要懂得如何去做设计，做什么设计，为谁做设计。设计做出来后还要能生产出来，生产出来后还要畅销。也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一个好的设计师。

　　手绘与软件技能可量化，可教，甚至可速成，这也是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为工业设计学生探索一套最科学、高效的技能学习模式。如何掌握写设计的文章的基础与方法，也可教。但真正写出好的设计文章，并能生产、畅销，是很难通过一二三四教出来的，是客观的熏陶、挫折，再加上主观的感悟、反思出来的。